Recent Submissions

  • 台湾地区“海商法”视角下对《鹿特丹规则》评估的认识——以承运人责任体系为中心 

    何德超 (2016-03-25)
    古往今来,海运在国际贸易体系中一直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回朔历史,国际海上货物运送法律之变革可以追溯到1924年的《海牙规则》、1968年的《海牙-维斯比规则》以及1978年《汉堡规则》。承运人基本义务已从传统的不完全过失责任朝向完全过失责任修正;另由于国际复合运送的盛行,承运人强制责任期间亦不断延长。2009年《鹿特丹规则》的出现无疑是国际航运界的一项重大事件,该规则针对既有的三大海运公约进行若干的修正与改革。台湾地区应当以《鹿特丹规 ...
  • 帕比尼安在其《问题集》中对地方论的运用——当巴布西奥遇上雷森 

    徐国栋 (2016-03-20)
    在罗马法学家的著作类型中,《问题集》属于案例书,不过收集的是虚拟的案例。帕比尼安的《问题集》在这类著作中享有崇高的地位,而它是采用地方论(Topica)的方法写成的。研究某个法学家的特定著作是当代罗马法研究的一条路径。瑞士学者巴布西奥采用这一路径研究了帕比尼安的《问题集》。她认为帕比尼安在其案例分析中运用了地方论,而地方论是在辩证的论证中寻找前提的艺术,地方(Topos)在这种寻找中提供了帮助,而且要在一串法言中才能发现这样的论证过程。 ...
  • 礼学传承与君权政治——子夏氏之儒对法思想史的影响 

    马腾 (2016-03-20)
    子夏深得孔子礼学真传,乃儒家传经之鼻祖。然子夏之学有其特质:极明外王故益偏实用,由末达本而周审治道,重礼规容以彰明规范。子夏传学于西河,为魏文侯及法术士之师,堪称先秦儒法之桥梁。对于中国传统法思想的发展,子夏及其"西河学派"意义深远:其先文后质,极重礼制,秉持孔门对传统规范体系的尊崇谨守,开启了后世儒家执经义占据制度话语权的经学谱系;其务利尚功,尊君贵势,蕴涵启示战国法思想的实用理路,预示着儒家忠孝观与法家势术论于君权意识形态的融通。
  • 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探究——以《刑法修正案(九)》为背景的思考 

    熊亚文 (2016-03-25)
    尽管《刑法修正案(九)》确立了"数额+情节"的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但却刻意回避了为受贿罪设置独立定罪量刑标准的重要议题,并留下诸多悬而未决的司法适用难题。贪污受贿犯罪定罪量刑标准之构建,应以贪污、受贿罪的法益侵害本质为根据,适当兼顾经济发展变化和反腐政策需求,并以域外共通性立法经验为参考而做出。基于此,应当分别构建"数额为主、情节为辅"的贪污罪定罪量刑标准和"以情节为中心"的受贿罪定罪量刑标准,并在维持现有入罪数额标准不变之基础上 ...
  • 论我国宪法解释的提请主体 

    朱福惠; 杨立云 (2017)
    我国的宪法解释属于抽象解释的范畴,这一特征决定了国家机关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释宪具有重要的程序价值。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宪法解释权并不通过具体的诉讼案件启动,除全国人大常委会在审查法规和条例的过程中主动解释宪法外。国家机关在适用和执行宪法、法律、法规、规章和规范性文件的过程中,如果对所适用的法律法规产生合宪性质疑,或者对宪法条文的内容产生疑义,可以提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宪法,此即宪法解释的请求原则。一般来讲,国家机关和公民都是宪法解释的提请主 ...
  • 监察体制改革与宪法修改之学理阐释 

    朱福惠; 张晋邦 (2017)
    监察体制改革是我国国家机关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监察委员会是反腐败的专门机关,其地位与一府两院平行。监察委员会的设立对我国国家机构体系将产生重大影响,由此产生一系列的宪法和法律问题,其中监察委员会建构的合宪性问题尤其突出。监察体制改革试点具有合宪性,但并没有直接的宪法依据,其合宪性只能从《立法法》第十三条推定。由此可见,监察委员会制度虽然可以通过修改法律来建立,但法律的规定不能代替宪法的规定,无论是先修改法律还是制定新的法律,都必须通过修 ...
  • 宪法序言的特殊功能及其法律效力 

    朱福惠; 龚进之 (2017)
    宪法序言的弱规范性并不能证明宪法序言没有法律效力,然而,宪法序言的法律效力不能从一般法律规范的拘束力来理解,此种效力的特性是由宪法序言的特殊功能所决定的。宪法序言具有确认政治权力正当性、规定宪法的基本原则、阐明政治共同体的价值共识等功能。因此,对宪法序言法律效力的理解,不应局限于宪法司法适用所体现出的规范效力,宪法序言在司法、立法活动以及国家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中均发挥着实质上的拘束力。
  • 农村纠纷解决的新思路——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为视角 

    朱昕昱; 卢正敏 (2017)
    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成本低廉、弱对抗性以及灵活便捷的特性使得其在纠纷解决中具有不可替代的优势。随着农村地区互联网的普及,在线纠纷数量日益增多,新型纠纷不断涌现,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在适用上存在困境,也为农村引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提供了可能性。我国农村的地区发展差异以及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信任性与接近性障碍是当下农村引入在线纠纷解决机制面临的挑战。建议从在线纠纷解决机制的模式选择、平台构建、配套措施、宣传推广等方面构建适合农村地区的在线纠纷解决机制。
  • 儿童监护事务的国家干预标准——以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为基础 

    冯源 (2016-03-18)
    儿童最大利益原则下监护事务的国家干预以司法干预为核心,发展方向从最小干预走向扩大干预,并趋于采用多元化的干预方式。司法干预的过程涉及到科学的评估,最大利益有以父母角度或者儿童角度考察者,而列清单的模式基于对相关构成要素与干扰要素的深入分析,对本原则进行司法化具有无可替代的优越性。以监护资格剥夺第一案为例,探讨儿童最大利益原则的司法适用问题,提出既需要遵守当前立法,也需要合理运用法官的自由裁量权。
  • P2P网贷纠纷解决的新路径——以在线仲裁为视角 

    朱昕昱; 卢正敏 (2017)
    P2P网贷纠纷是近几年伴随着互联网金融发展出现的新型纠纷.传统纠纷解决机制因制度设计与实践运行中存在种种缺陷,使得其无法低成本、高效率地处理P2P网贷纠纷.而“互联网+”战略为创新纠纷解决方式提供了新的思路.在线仲裁的互联网属性使其与P2P网贷纠纷这类在线纠纷有着天然的契合性.电子证据、电子合同、电子签名的法律认可为在线仲裁提供了合法性基础.但不可否认,P2P网贷纠纷在线仲裁还存在身份识别、证据认定与保全、缺乏信任的适用障碍.因而,构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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