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初以来，人类学对汉族宗族的研究始终在“宗族乡村”、“功能主义”、“社区研究”的模式下展开。上述研究方法、思路、理论对中国汉族宗族的研究产生了深远影响。然而，以上研究模式的形成、发展、反思所依据的田野资料主要来源于中国东南地区的福建、广东以及香港和台湾。这些地区的宗族组织极为发达且典型，要素非常完备，组织体系高度系统化，影响广泛。因此，很多学者都将其看成是中国汉族宗族的典范。英国人类学家莫瑞斯•弗里德曼（Maurice ...

在近代考古学未诞生前，人们对商史的了解仅限于寥寥的传世文献记载，对于商代究竟有没有信史可言，还是个争论的问题。而随着安阳殷墟的发掘及以后一系列地下资料（包括考古遗址和甲骨卜辞）的出现，商代历史的研究一直在证实与改写之中进行着，对商代疆域的研究自然也在其中。学者们从不同学科出发，运用传世文献、考古资料和甲骨文资料或者两三种资料结合，从不同角度做出了研究,对商代疆域的研究经历了不断发展变化的认识。 虽然前人的研究成果已颇为丰富，使我们对殷商 ...

聚落是指人类衣食住行等经济、文化生产活动的最重要场所。其形态也是我们能够发现的古代人类文化的基本要素。聚落的海洋性探讨，正是聚落考古思想在海洋文化研究方面的延伸。 所谓的海洋性聚落是有别于中原内陆的大陆性聚落的中国东南以致环中国海地区的聚落形态。厦门作为中国东南一个重要的港口城市，散发着浓郁的海洋文化气息。而厦港避风坞作为一个典型的海洋性聚落，在厦门的发展史上扮演着举足轻重的地位，他的发展是中国东南沿海地区港市发展的缩影，其形成发展是一 ...

本文调研以长住娘家为中心的惠东婚俗，根据人类学以微型社区来洞见更大社区的社会文化的方法，选择崇武大岞村作为民族志社区。本文将大岞村以长住娘家为中心的婚俗变化来作为惠东婚俗变迁的窗口，全文共分五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前言：介绍了本文选题缘起和调查经历。 第二部分为第一章：介绍了对象社区的概况及有关背景。 第三部分为第二章：从渔业的变迁、石雕业的崛起、商业的繁荣叙述了社区社会经济生活的变迁。以此为社区婚俗变迁的社会动因做了铺垫。 ...

布朗族是“百濮族”或“濮人”的后裔，为我国22个人口较少民族之一，主要分布于云南省南部、西部及西南部延边地区，其历史悠久，被认为是云南及东南亚地区的世居民族之一。近年来布朗族受到贫困、发展瓶颈和传统文化流失等问题的困扰，关注布朗族的生存方式与发展状况，无论从时代要求和学术使命，抑或从民族平等、社会和谐、城乡协调发展以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等多维度来审视，均具有较强的现实紧迫性。而布朗族居住的地区由于山多田少，以茶代耕现象普遍，茶叶生产是诸 ...

诗歌的存在与发展跟传播媒介有着密切的关系。一方面，诗歌的存在离不开以媒介为物质载体；另一方面，媒介自身的特性必然对诗歌传播形成影响和制约；随着媒介的变迁和发展，诗歌也随之变迁和发展，并呈现出不同的风貌。本文从传播媒介史的角度考察了诗歌传播的历史，在此基础上对正在兴起的电视诗歌传播现象进行了研究。即，以人类传播媒介史为背景，在对诗歌媒介发展脉络进行梳理的基础上，围绕媒介特性与诗歌传播若干重要因素的基本关系进行阐释，以期廓清人类诗歌传播发展 ...

塔下位于南靖县、平和县以及永定县交界处，是闽西和闽南的过渡地带。肇基至今已有近600年的历史，而且是个典型的单姓客家村落，全村均为张氏族人。奠基伊始，该村只有一户两口人，繁衍至今已有总人口1683人，共389户，拥有海外华侨15000余人。除了人口的增长，其生态环境、人口流动、华侨与村民的联系、政府与百姓的关系等亦不断的变化，而所有的变动都与该村落的经济发展密切相关。 本文呈现了塔下村的经济发展史，并描绘了该村社会文化、生态环境等方面的 ...

明清以来，中国人的生活空间与活动领域有了巨大的变化，尤其是近代以来，传统的以居住地为活动范围，公共活动领域缺乏的状态有了很大的改观。城市积聚功能显现出巨大的吸引力，将广大个体吸纳到城市中。旅游从作为少部分人的特权逐渐转变为普通民众都能参加的娱乐活动。这种变化是如何发生的？这种变化说明了什么问题？这些变化与时代的发展变迁有什么联系？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回答将说明：旅游发展的进程在传统与西力的相互碰撞中实际经历着从乡土到城市，从自然到人造，从游 ...

本文于人类学的角度，以嘎鲁图庙的历史轨迹为线索，论述了藏传佛教在内蒙古乌审旗地区的发展和变迁过程。并通过藏传佛教的传播过程反射出该社区牧民们生活的历史。提出目前藏传佛教所面临的诸多问题，已不单单是宗教本身的缺憾，同样也是关乎蒙古民族传统文化延续的问题。 前言中论述了课题提出的缘由以及意义，对藏传佛教的研究进行了文献专著方面的简要回顾，并说明了研究的方法。 第一章，主要论述了藏传佛教在青藏地区产生和发展的曲折历史。此外，通过元朝、明朝、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