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旨在较全面地分析郑樵编纂《通志》的主客观条件。孔予以来的“会通”的学术传统，特别是《通史》、《通典》和《资治通鉴》对郑樵编纂《通志》有重大的影响；宋时中国传统文化的学术积累为郑樵治学和著书立说提供了客观基础。同时，宋代福建繁多的科学成果和良好的文化氛围，福建莆田丰富的藏书，以及福建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为郑樵编纂《通志》提供了有利的客观条件。郑樵一生潜心治学的志向，以及对治学规律的正确认识和实践，即较正确地把握“博”与“专”的辩证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