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cent Submissions

  • 二十世紀福建學者的中國古代社會經濟史研究論著評介 

    陈明光 (香港中國近代史學會編輯部, 1999-09)
    所謂福建學者指的是20世紀在福建省內從事學術活動的本省籍和外省籍的學者。關于福建學者對福建本地區古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已另有評介文章,如李金強博士在其《區域經濟研究——清代福建史論》(香港教育圖書公司,1996年版)的《導論——福建區域研究述略》已對福建學者研究福建明清時期社會經濟的重要成果作了評述;再如,正在編纂中的《福建省誌:社會科學誌》也設有專節記述這方面的研究成果,所以,為避免重複,本文所述研究論著一般不包括有關福建古代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成果在內。
  • “食货”与“轻重”——试论中国古代财政对商品经济的影响 

    陈明光 (光明日报编辑部, 2001-03)
    中国历史上财政对商品经济的影响是一个重要问题,值得深入研究。中国古代国家承受的财政压力,比西欧中世纪封建国家要来得早、来得大,围绕“食货”、“国用”为中心的财政考虑,一直是中国古代王朝制订和调整经济政策的重要依据之一。如果我们把财政作为一个重要问题考虑,就可能对不少历史现象或者王朝政策变化作出更为合理的解释。
  • 《舊唐書·姜師度傳》箋證稿 

    陈明光 (中華書局, 2008)
    姜師度是唐朝一名頗具神奇色彩的高級官員,在興修水利、開展屯田方面尤有建樹,被時人稱爲“一心穿地”。《舊唐書》卷一八五下《良吏傳》和《新唐書》卷一〇〇均爲他立傳,然所述有不少疏漏錯訛之處。本文以中華書局標點本《舊唐書•姜師度傳》爲文本加以箋證,注重對其所述姜師度生平事迹的駁正輯補,並對若干名物予以註疏,以便閱讀及研究參考。
  • 21世纪的史学创新思维浅议 

    陈明光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3-03)
    展望21世纪的中国历史学,人才培养依然是首要的基础性建设。21世纪的中国史学仍然需要培养两类人才,一类是继承型人才,主要担当“授业解惑”、“薪火相传”职责。另一类是创新型人才,主要承担“学如积薪,后来者居上”的使命。比较而言,后者比前者要更重要些,因为,只有创新才能给人类的历史知识宝库增加实质性的积累,才能使史学长河在不停地向前奔流中掀起令人振奋的浪潮和赏心悦目的浪花。不过,尽管分工有侧重,无论哪一类史学人才,都应该具有创新思维,善于发 ...
  • 從“兩稅錢”、“兩稅斛斗”到“桑田正稅”——唐五代兩稅法演變補論 

    陈明光 (中华书局有限公司, 2010)
    《册府元龜》卷四八八《邦計部•賦税第二》稱:“梁太祖開平元年既受唐襌,兩税之法,咸因唐制。”此説有欠準確。因爲自後梁起,五代的“兩税之法”比起唐朝發生不少重要變化。對此,學界巳有較詳細的研究,也有若干問題尚未論及或可補論。本文擬論述唐、五代“兩税”一語的税項涵義變化及其由來,即通過以唐人用語互證的方法,論證唐朝兩税法中“兩税”是指分夏秋兩次徵收的“兩税錢”和“兩税斛斗”兩個税項;通過論證五代計徵“兩税”的資産只限於田地和種植於田地之上的 ...
  • 论两税法与唐朝前后期中央和地方财权关系的变化 

    陈明光 (厦门大学学报编辑部, 1987)
    本文以两税法为中心,概述唐朝前后期中央和地方的财权关系的变动,通过对制税权、赋税使用权与放免权的对照分析,揭示实施两税法包含着重建中央与地方分割赋税的新方式的现实意义,以及双方矛盾斗争的趋势。
  • 唐朝财政国库制度述略 

    陈明光 (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 2011-11)
    唐朝财政国库以长安的太仓和左藏库最为重要,它们按照中央的预算计划规定,主要通过各州“行纲”这一集中缴库方式,每年集中收缴了大部分的财政收入,用以集中拨付中央一级(包括皇宫)的财政支出,所以其运行状况直接关系到唐朝中央政权的运行,影响国家财政的全局。因此,唐朝中央高度重视国库的收支事务管理和监督,建立不少曾行之有效的制度。
  • 唐朝两税“上供、送(留)使、留州”制的来龙去脉及其评价 

    陈明光 (《财政研究参考资料》编辑部, 1990)
    两税“上供、送使、留州”制,也见称为“上供、留使、留州”制,是中国财政通史论著必要述及的一个重要制度。笔者认为,它是唐朝在安史之乱后中央集权机制衰弱亟待振兴、以方镇为代表的地方割据势力跋扈亟待裁抑的特殊背景下,于建中元年(780年)实施两税法之际正式确立的一项处理中央财政与地方财政关系的重大措施,是构成唐代后期预算特定形态的核心内容。换言之,该制的创立既有明确的时间断限,也有特定的财政内涵。倘若不确定区分上供、送(留)使、留州制度的创立 ...
  • 唐人所谓“量出制入”释论 

    陈明光 (台北中国唐代学会出版,乐学书局, 1997-06)
    在中国制度文化史或财政思想史上,“量出以制入”这一财政短语是由唐人杨炎首先概括提炼出来的。此为研习唐史者所習知,论者夥矣。而唐人陸贄和元積也講過“量出為入”和“量出以為入”的話語,此似尙未引起論者的應有重視,因少有論及。對於唐人首次揭櫫的“量出制入”的財政內涵究竟是什么,其實踐又是怎么一回事,迄今論者仍是仁智互見。究其原因,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於對唐人所謂“量出制入”的內涵理解有不同。所以,我認為要在這一問題的探討中取得比較接近的意見,首先 ...
  • 校订本《册府元龟》标点商兑——关于唐朝的“郎官、御史” 

    陈明光 (中华书局, 2010)
    本文就《校订本》有关唐代“郎官、御史”;“出使郎官、御史”与“罢使郎官、御史”等资料中的一些标点错误略陈已见,以向校订者和读者请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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